1.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保障水平，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增加3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險。降低并統一大病保險起付線，報銷比例由50%提高到60%。
2.我國受癌癥困擾的家庭以千萬計，要實施癌癥防治行動，推進預防篩查、早診早治和科研攻關，著力緩解民生的痛點。做好常見慢性病防治，把高血壓、糖尿病等門診用藥納入醫保報銷。
3.抓緊落實和完善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政策，盡快使異地就醫患者在所有定點醫院能持卡看病、即時結算，切實便利流動人口和隨遷老人。
4.堅持預防為主，將新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財政補助經費全部用于村和社區，務必讓基層群眾受益。加強婦幼保健服務。
5.促進社會辦醫。加快建立遠程醫療服務體系，加強基層醫護人員培養，提升分級診療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質量。
6.支持中醫藥事業傳承創新發展。
7.藥品疫苗攸關生命安全，必須強化全程監管，對違法者要嚴懲不貸，對失職瀆職者要嚴肅查辦，堅決守住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防線。
8.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2.5億。要大力發展養老特別是社區養老服務業，對在社區提供日間照料、康復護理、助餐助行等服務的機構給予稅費減免、資金支持、水電氣熱價格優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區應配套建設社區養老服務設施，改革完善醫養結合政策，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讓老年人擁有幸福的晚年，后來人就有可期的未來。
9.嬰幼兒照護事關千家萬戶。要針對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后的新情況，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加強兒童安全保障。
]]>由盆塘首爾大醫院腎臟內科金世中、陳浩俊(音)教授領銜的團隊，2014年6月與醫院醫療情報小組一起，開發了“急性腎臟損傷監控人工智能系統”。21日，對兩名教授領導的團隊在引進該系統前治療的1884名和引進后治療的1309名急性腎臟損傷患者的主要指標進行了分析，發現引進系統后接受快速治療的患者是之前的6.13倍，而且急性腎臟損傷康復的可能性也提高了70%。相反，出現相當程度的急性腎臟損傷而需要透析、引發重癥急性腎臟損傷的危險，在引進該系統后減少了25%。
這一人工智能系統對患者最近6個月的血檢數據進行分析后，能在早期發現急性腎臟，把腎臟損傷的程度分為3個階段，及時告知主治醫生。急性腎臟損傷作為腎臟細胞受損導致腎臟功能減弱的疾病，如果不盡早發現，就必須進行透析，否則會面臨死亡。重癥室里急性腎臟損傷患者的死亡率高達50%。
金世中表示，目前只是在初期階段診斷后實時告知結果的水平，今后將繼續開發人工智能，使之能夠提前預測入院患者的腎臟損傷情況，自動把訂制型治療方案告訴主治醫先。
]]>在“一帶一路”暨“健康絲綢之路”高級別研討會上透露這一最新數據的。衛生總費用包括政府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及個人衛生支出，顯示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通常是一年)全社會用于醫療衛生服務所消耗的資金總額和國家整體對衛生投入的狀況。
醫療衛生支出在國民經濟重要性提升
作為國際通行指標，衛生總費用被認為是了解一個國家衛生狀況的有效途徑之一，按照世衛組織的要求，發展中國家衛生總費用占GDP總費用不應低于5%。
在高級別研討會致辭中介紹，2016年，中國衛生總費用近7千億美元，占GDP的6.2%，為79.3億人次提供了診療服務，人均預期壽命超過76.3歲，居民總體健康狀況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
中國的衛生總費用上升趨勢還將持續。2012年，原衛生部組織研究發布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提出“到2020年，主要健康指標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其中到2020 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達到6.5%-7.0%。
根據《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中國的衛生總費用由2010年的19,980.4 億元增至2015年的40,587.7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5.2%。衛生總費用占我國GDP的比重也不斷提升，從2010年的4.9%增長至2015年的6.0%。
2015年可謂是一個拐點。中國的年度衛生總費用首次突破四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占GDP的比重也首次突破6%。
生總費用支出現狀距離“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的目標距離可謂十分接近，顯示出未來我國醫療衛生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衛生總費用過快增長并非好事
“中國衛生費占GDP比重還有相當的增長空間”，中國原衛生部長陳竺2012年曾公開表示，中國的衛生費用不但低于高收入國家(平均8.1%)，而且比低收入國家的比重還要低(平均6.2%)，與中國同在金磚國家中的巴西和印度分別達到了9%和8.9%。2012年的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僅5.1%。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世界平均衛生費用支出占GDP比重9.9%。
美國是衛生費用占GDP比重最高的國家，2014年的占比達17.1%。瑞典和瑞士也達到11.9%和11.7%。法國和德國的比重達到11.5%和11.3%。在亞洲，日本和韓國的衛生費用占GDP比重為10.2%和7.4%。
不過，衛生總費用雖然能體現一國醫療衛生籌資水平，但卻并不一定能體現一國醫療衛生體系的效率高低。
在亞洲，新加坡2014年的衛生費用占GDP比重只有4.9%，和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處在同一水平，但新加坡的人均預期壽命在2015年達到了83歲，排名全球第八。
從新加坡的案例可以發現，如果僅僅是衛生總費用單方面變大，卻無法換回更好的國民健康水平，這或許意味著現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正變得低效。
世界銀行、世衛組織和中國財政部、衛計委、人社部共同完成的評估報告指出，由于被抑制的需求，流行病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收入增長和技術創新，支出壓力持續加大，醫療費用快速上升的趨勢在短期內難以扭轉。
“一些高收入國家的經歷表明，如果沒有適當的控制，過快的衛生支出增長會加重個人、企業、政府的負擔，難以持續”，前述報告稱。
中國的衛生效率還有待提升
總體而言，中國的衛生效率不算低。“我們用人均不到500美元的費用支出，走出了一條發展中大國以較低投入、覆蓋較多人口的衛生與健康發展道路。”
然而，中國的衛生效率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仍有不少患者越過基層醫療機構到醫院，特別是設備和人員配備較好的三級醫院就醫。
大醫院人滿為患，不必要的診療行為造成額外的支出。這不僅增加了整個衛生系統的成本，患者的實際自付費用也增加了。
此外，以往過于強調醫療的衛生體系也被認為不夠高效。去年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重新確立了新的目標：把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更加重視預防。同時，分級診療被確立為醫改首要目標，家庭醫生制度在全國推廣。
“目前，我國衛生與健康領域資源供給不足，配置結構仍然失衡，優質資源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不少中高端醫療器械、高值醫用耗材以及藥品嚴重依賴進口。”國務院副總理8月15日也在求是刊文。
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大力推進衛生與健康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增強創新能力，同時適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健康供給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為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更加普惠、更有效率的健康服務。
]]>一般來說，“健康”對應的英文單詞是“Health”，非常明確。但在中文語境中，卻多出了一個可能是從日文轉換而來的概念——“衛生”，這個詞對應的英語單詞也是“Health”。與此同時，在中文語境中，“衛生”又常與“醫療”一詞構成復合名詞“醫療衛生”。于是，“健康”通過“衛生”的“中介作用”，很容易就會滑向“醫療”。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有明確定義：“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或不受傷害，而是生理、心理和社會幸福的完好狀態。”這個定義明顯包括三重含義：其一，沒病沒災；其二，身心健康；其三，幸福美滿。這樣理想的“完好狀態”，顯然遠遠超出了“醫療衛生”的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健康中國”也應是這三重含義在中國的整體性實踐。
20世紀以前，結核、霍亂、天花等烈性傳染病是人類的頭號殺手，我們姑且稱之為“傳染病時代”。20世紀中，因為疫苗和抗生素的廣泛應用，急性傳染病基本上得到控制甚至被消滅。此后，慢性病成為健康的主要威脅，人類社會邁進“慢性病時代”。
慢性病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致病原因主要受到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其二，慢性病通常只能控制而不可治愈，非醫藥所能解決。正因如此，在傳染病時代形成的“治療至上論”已與當代社會以慢性病為主要威脅的實際情況不符。于是，就有了中國科學院韓啟德院士的名言——“醫學對健康只有8%的作用”。還有就是流傳甚廣的美國醫生特魯多的墓志銘——“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也就是說，醫療對健康的作用十分有限。
當前，醫療服務的商業化傾向已形成一股難以遏制的潮流，這或許和“健康中國”的概念被偷換成“醫療中國”有關。從醫療服務的高門檻和高風險而言，醫護人員待遇高無可厚非，但醫療服務從本質上說是天然壟斷的，如以產業化為幌子，以過度醫療為手段，無度地攫取財富，就令人遺憾了。這就是迄今為止，新醫改并沒得到民眾點贊的基本原因。
“健康中國”是一項集社會、環境、經濟、文化于一體的宏大工程，不是醫療衛生一家的事。如果“健康中國”變為“醫療中國”，最后成為少部分官員、醫院、藥商和醫生的歡宴，人民群眾就慘了。
舉個例子，近年來興起的老年服務被歸到健康產業中，但如今顯然已被一些醫療部門挾持，表現為老年服務越來越被限制在對“病”和“醫”的狹隘理解中。國際經驗表明，對老年人的長期照護服務主要針對的是衰弱和失能老年人。造成衰弱和失能的原因有三：一是罹患疾病，二是生理衰退，三是智力障礙。所以，老年服務應生活照料和健康護理并重，同時偏重于生活起居的照顧，其基本內涵為生活自理的支援、正常生活的實現、尊嚴及基本人權的尊重。一些試點正把長期照護變成醫療服務的衍生品，與真正的健康老齡化背道而馳。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唐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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